近300个城市，谁最爱“学习”？

有网友点赞：“大城崛起时代，优秀城市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事实上，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学习，早已成为一种常态。近日，中国人大国发院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就指出：

那么，谁是出口知识的“明星”，谁是吸收知识的“海绵”？他们又在学什么？

在马亮看来，与“闭门造车”相比，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和优秀做法，有助于政府部门少走弯路，提高能力。

学习与被学习之间，城市逐渐呈现出四种主要类型：学习型城市、明星城市、海绵城市以及孤立城市。

四种城市学习类型

来源：《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

报告显示，双向学习的“学习型城市”占比近半数，典型城市包括肇庆、宁波、广州、南京、东莞、杭州、厦门、苏州等。

第二类“明星城市”占比近1/5，典型的包括：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成都。“这些城市很少或从来不学习其他城市，而主要被其他城市学习。”马亮解释。

其中，成都是报告列举的唯一一个非直辖市。马亮告诉城叔，五年间，成都只去青岛学习过一次，但被学习共7次。前来学习的对象主要是周边城市，如绵阳、西安、贵阳等。

第三类则是“海绵城市”，通常作为学习者和追随者出现，很少成为其他城市的学习或效仿对象。典型的“海绵城市”，许多都是东北或华北城市，如吉林、石家庄、三门峡等。

此外，还有一些“孤立城市”——既不学习他人，也不被他人学习。典型城市包括大同、包头、驻马店等。“这些城市游离在城市学习网络之外，同其他城市联系不强。”马亮说。

城市学习与被学习关系

来源：《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

城叔注意到，珠三角和长三角发达城市，是被广泛学习的对象。

被学习次数最多的城市（至少10次）

来源：《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

其中，深圳一骑绝尘。研究显示，五年内，深圳被其他城市考察学习最多，共接待55个党政代表团，平均几乎一月一次。排名第二的是杭州，五年共被学习40次，平均每年8次；紧随其后的上海和苏州则各有30次之多。

有趣的是，不仅深圳、广州、东莞等被学习最多的城市在广东，最好学的城市也出现在广东。

学习次数最多的城市（至少10次）

来源：《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

根据马亮的研究，到其他城市学习次数最多的城市是肇庆，五年多达27次，相当于每年5次以上。学习内容则主要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及新区建设等议题，“这同其期望加快发展和赶超有很大关系”。

从去年经济数据看，肇庆虽然被划入粤港澳大湾区，但GDP排名末尾。值得注意的是，肇庆一直将同属大湾区的深圳作为最重要的学习对象，前后共学习5次，平均“一年一学”。

事实上，马亮告诉城叔，很多到深圳学习的城市，往往不止学习一次；更为特别的是，这些城市除希望在科技创新、城市管理、产业发展等方面学习深圳经验外，还会洽谈具体合作。

让人略感意外的是，经济表现不算出色的湖州，也出现在被学习次数最多的城市之列——5年共被学习21次，排名第八。

2018年，湖州在浙江11个地级市中，GDP排名倒数第四。不过，马亮指出：

当然，也不乏中西部城市成为其他城市竞相学习的榜样，如长沙、贵阳、武汉等。“省会城市往往是省内其他地级市的学习对象，这可以反映省会城市在省内的首位度。”马亮说。

他还提到，西部城市的政策亮点和特色，也是其他城市的重要学习内容。例如，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福州、中国唯一科技城绵阳等，就主动到贵州学习大数据产业发展。

总体来看，城市的学习内容很大程度上可谓“不谋而合”。

城市之间具体学习领域

来源：《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

数据显示，城市学习占比最高的，是经济发展（71.5%），涉及产业、科技创新、经济金融等多个方面。马亮认为，“这说明城市学习的主要目的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其次，在国家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镇化学习比例排名第二，达到56.3%。此外，生态环境、旅游、文化等公共服务，占到近四成；党建、政府管理相关领域学习及具体项目合作，占比也都在1/10以上。

报告认为，城市间更多呈现为单极化和单方向的政策学习，而非相互学习。也就是说，一些城市以“知识出口”为主，另一些则以“吸收知识”为主。

而在选择学习对象时，大家也“英雄所见略同”。

马亮研究发现，学习与被学习的城市之间，GDP总量和人均GDP存在一定相关关系。简单而言，经济体量相近的城市，彼此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较大。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此次武汉选择成都和深圳，而非北京和上海作为考察学习对象。全程参与的《湖北日报》记者李墨此前就告诉城叔，正是因为京沪“先天禀赋”无法复制，选择同为草根创业的深圳、成都等城市，更有借鉴意义。

其实，除考察学习外，城市之间相互借鉴的方式还有很多。

马亮举例称，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智库、学者和新闻媒体，报道和研究某些城市的典型做法，为其他城市的学习提供知识来源。

其次，城市之间的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也正日益成为有效的实质性政策学习方式，可加速政策知识转移和落地。比如，作为对口合作城市，过去两年，哈尔滨先后分两批选派20名干部赴深圳挂职，其中不少还是区县及市直部门“一把手”。

此外，学习上级政府部门总结发布的其他城市典型经验和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做法，以及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主动获取其他城市政策文本，并据此拟定因地制宜的政策，也是常见方式。

不过，在马亮看来，赴其他地区考察学习，一般是党政“一把手”亲自带队，往往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也显示出城市重视程度；同时，考察学习团通常涉及各类组织，是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全面性学习。因此，通过考察学习团的批次研究，仍具有管中窥豹的现实意义。

而通过相关研究，马亮也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细节。

比如，94%的考察学习，是一次性的。又比如，每年5-8月考察频次最多，这与各级政府“轮休”周期、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周期相吻合；此外，12月也是考察学习高峰期。

城市之间考察学习月份分布

来源：《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

基于之前的研究经验，马亮认为，优秀城市先进经验的快速转移和复制，的确有利于降低城市管理成本，并推动城市之间政策协同。

例如，马亮此前研究发现，城市考察学习后，很多会有意识地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