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埠到开放，重庆的非典型开放之路

文/王蜀娟、贺文静

1898年3月9日的清晨，英国冒险家立德乐驾驶一艘蒸汽轮船——利川号，穿越江面的迷雾开进了重庆，上万重庆人聚集在朝天门码头，好奇地打量这艘造型奇特的喷气“怪物”。

立德乐此行，不仅冲破了“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揉欲度愁攀缘”的天险，还第一次把“封闭”的重庆，拖入世界潮流之中，从此撕开了重庆开埠通商的口子。

如今的重庆朝天门

曾经在漫长的历史中都籍籍无名、功能单一的重庆，从上世纪开始，逐渐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扮演起重要角色：三次设立为直辖市，一度成为陪都，抗战大后方的重地；而今成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重要联结点，第四增长极成渝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以及在双循环中再次承担战略回旋之地，重庆以高度繁荣的经济、多元的城市功能、坚韧不拔的城市性格，一次次成为中国内陆开放高地，全方位向世界开放。

这一切，都从100多年前开埠打开大门开始。

1、曾经：封闭的地形阻碍了重庆的开放

城市规划专家、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扈万泰，在《永远的朝天门》一书里提到，大山大江的优势，在过去实际上是阻碍着重庆城市空间的发展与提升。重庆老城区不但破旧、生活条件不堪，在空间上还十分拥挤。

重庆号称有3000年历史，但直到1929年正式建市以前，重庆城还只有2.3平方公里左右，就是九开八闭十七个城门围合的老城部分。

《渝城图》约绘制在1860年到1886年之间，堪称十九世纪中后期重庆的“清明上河图”

重庆城三面环水，长江、嘉陵江在朝天门交汇。西向的通远门，是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据传，三国时期蜀国李严在江州（今渝中区）筑大城，曾经想把这条陆路通道挖断，让渝中半岛彻底变成一座孤岛，易守难攻。由此足见重庆城在地形上的封闭。

重庆的地形，不仅让她对内拓展困难，放到一个更大的地形——四川盆地，四周高山林立，也阻隔了她与外部的沟通，使得重庆早期文明的发展格外艰难。

四川盆地地形图

四川盆地的形状并不真的像“脸盆”，而更像一个右倾的方形信封。重庆就位于封口位置。盆地中部、西部地势平坦，到了东南部的重庆，地势已经开始高低起伏：境内沟壑纵横，河谷平坝仅占2%。

1942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描写当时的重庆：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

同处四川盆地，不同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甚至造就了以成渝两地为代表的蜀人、巴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成都富饶平坝，蜀人文雅温和；重庆贫瘠山地，巴人好勇斗狠。巴、蜀间的这种文化差异，晋代巴蜀史家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中精辟概括为：“巴有将，蜀有相”。

还好除了山，上天还给了重庆——水。四川盆地内部北高南低，四周江河均向南部汇聚，山城重庆汇聚了大量的河流，江河切穿群山，造就众多的峡谷。大约数百万年前，古长江切穿横亘在重庆东北部的巫山，形成著名的长江三峡，继而东流入海，成为沟通外部的超级大通道。

在古代，长江水道几乎是西部与东部交流的唯一通道。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大码头，是四川盆地从水路东出的唯一门户。

当年蒙古人为什么要大老远进攻重庆合川，就是打算沿合川嘉陵江进入长江，顺流而下攻打南宋首都临安（杭州）。反之，东部要去西部，也只有沿长江先到重庆，然后经重庆去西部各地。

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今后会在重庆重要的历史进程上，反复出现。

2、开埠：商业属性是重庆开放的内在基因

重庆天然是一座江湖城市。

如果说成都市农耕文明最典型的聚落形态，那么重庆就是商业文明侵染下八面来风的码头江湖。从巴人贩盐开始，重庆的商业属性就远高于其薄弱的农业属性。

这是重庆对外开放的内在基因。

从商业视角看，重庆天然就是四川盆地物资的汇聚点。古人逐水而居，四川全境的主要河流都以重庆为顶点的扇形展开。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聚就等于财聚。

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流经境内的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大宁河等，借助这些河流形成的交通网络，东可达长江中下游的汉口、上海等地，西可达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北通陕西，南入贵州。拥有水运之便的重庆，在清代就已成为粮食、木材、棉麻、山货、药材等物资的集散地。

早在开埠前，英国领事就预言：一旦重庆实现开埠，将在短时间内变成“华西之上海”。打开重庆大门，富饶的川西平原就唾手可得；以重庆为跳板，甚至可以辐射西南全域。

固然，西方列强开埠重庆的初衷，是开辟市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使重庆沦为半殖民地化的城市；但却在客观上加强了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因素由此逐渐输入重庆，从而促进了重庆的城市近代化。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所说，“近代中国开埠的趋势是由沿海入长江，由下游而上游，并逐步进入内陆腹地。这些埠口，在中国封建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之而源源不断地泄入、渗开。这是一种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东西。”

开埠，让重庆成为中国开启国门后第一批踏入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之一，并且是内陆唯一的一个。

被迫开埠后的重庆，将四川与外部联系在一起，不仅调节着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商品市场，同时也作为一个贸易窗口将西部的土特产运往外地，给西部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3、抗战：默默奉献、巨大牺牲的战时陪都

相比商业价值，重庆的战略价值更为重要。正因为重庆扼关转枢的重要地理位置，中国古代秦、汉、隋、宋、元、明、清等王朝，均以夺取重庆为统一全国的关键。反之亦然。

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唯一选择。以空间换时间，在辽阔纵深的国土上，充当了战略回旋之地的重任。

特殊的历史机遇，赋予了重庆城市发展一定的特殊性。可以说，迁都带给重庆市民生活的冲击是巨大和深远的。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化、科研机构迁渝，加上战时需要兴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信息中心。

尤为关键是，此举还改变了世界近现代进程。这不是重庆第一次改变世界历史进程。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快到结局时，有个很出名的场面。襄阳城下，宋蒙交兵危急时刻，大侠杨过用飞石将蒙古大汗蒙哥活活打死，蒙古军顿时溃败，襄阳解围。

合川钓鱼城八大城门之一护国门，上书“护国门”和“全蜀关键”

历史上，这一幕并没有发生在襄阳，而是发生在重庆合川钓鱼城；用飞石击伤蒙哥最终导致他重伤而亡的，也并不是大侠而是普通的南宋军民。公元1259年，蒙哥大汗命丧钓鱼城，让当时正在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兵锋为之一滞。

重庆人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第一次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第二次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则是让重庆举世闻名。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

重庆和川省人民从原本封闭、舒适的小天地里走出来，担负起国家民族的命运，甚至承担了其他省所无力担负的重责。重庆人民更以大无畏和不屈乐观的精神状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使得重庆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巍然屹立，成为全国人民精诚团结、一心抗战的“精神堡垒”。

成为一座“英雄之城”的代价是巨大的。抗战期间，重庆直接伤亡32829人，灾民人数达172786人，财产损失价值法币100亿元。

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山城，也有不少著名的江城。为什么只有重庆因山城江城兼具而独具魅力呢？除了重庆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外，她的历史际遇、文化传承，也是造就这座城市独特面貌与性格的重要原因。

像重庆这样际遇的城市，全世界独一无二。

4、直辖：链接世界，全方位开放

重庆人是极具个性的人类，重庆是极具个性化的城市。

瑞士摄影记者费尔南德·吉贡，在1957年出版的一本书里，把整整一章都献给了重庆。他特别着迷于重庆的建筑、交通以及生活方式。他认为重庆是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它是活力与矛盾、传统与现代之间，斗争与发展的集中地。

有意思的是，重庆其实也是极具中国代表性的城市。

重庆两江新区。曾华/摄

重庆有三分之二地域是山地，整个中国也是；直辖之初，重庆有三分之二是农村人口，整个中国也是；重庆有大量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整个中国也是。

正因为如此，1997年中央政府选择重庆作为西部的直辖市，不仅仅是因为三峡工程，也不完全是因为西部大开发，还因为，重庆的代表性，让她可以做改革的试验田。

以重庆为跳板，缩小东西部差距，稳定西部多民族地区，以及未来如果出现东部政治军事风险的时候让重庆再次成为战略纵深等的考量，让重庆在23年前毫无悬念成为西部唯一直辖市。

中央政府赋予重庆充当西部开发发动机、解决三峡库区移民就业、拉动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在百年来历史若干次的主动选择中，重庆都勇敢承担起了实施国家战略的角色，坚忍不拔、甘于奉献。抗战迁都如是，解放后的三线建设如是，97直辖亦如是。

如今，中央政府对重庆20多年的战略性投资逐步见了成效。2020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002.79亿元，比上年增长3.9%，排名全国第五。

2020年的新变局，更加体现了当年中央落子重庆的高瞻远瞩。“现在的疫情，还有经济逆全球化，让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风险和挑战。国家很需要在东南沿海以外的一个腹地，寻找一个经济板块，进行回旋和腾挪。”重庆大学教授蒲勇健分析道。

在未来将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让重庆再次充当了战略回旋之地的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重庆对外开放的历史比较早，要求重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全方位开放。很早就成为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改革开放后又成为内陆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开放文化资源富集，这是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

果园港。冯旨意/摄

自古以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大码头的作用，在新时期的智慧港口——果园港身上，被赋予更深的内涵：身居“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重要支点；扼守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核心区、陆海新通道等国际贸易的关键节点，助推两江新区成为世界中转站；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沙盘”上，它还是带动四川沿江地区港口群的“领头羊”。

放到更大的范围——两江新区，正大力推进内陆开放门户建设，着力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外资、外贸、外经呈加速发展态势。2020年，两江新区外贸进出口额逆势增长16%；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21%；服务贸易额、跨境电商交易额分别占全市41.8%、70%。新增外资企业106户、投资总额18亿美元，同比增长9.3%、124%。

下一步，两江新区将紧扣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和建设重庆智慧之城两大定位，围绕成为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两高两区”目标，加快做大做强、实现高质量发展。

因为“一带一路”，因为陆海新通道，重庆链接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东部和西部，还有世界的东部和西部。

重庆第三次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也许正在发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