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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让 Alphabet 的“登月计划”收紧了钱袋?| 特稿编译

转载时间:2021.08.27(原文发布时间: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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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4年,Brin 和 Page 在公司申请IPO时,在至投资者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Google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我们也不想变成那样的公司。”的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两人对身为提款机的主营搜索业务似乎都不怎么关注,反倒是对那些近期似乎看不到希望的项目格外热心。投资者对此一直颇有微词,从原来Google的财报上根本看不出不同业务线的赢利情况,这也反映在Google的股价上。

2015年8月,Alphabet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一点。大家一下子看到了Google的提款机是如何的赚钱,而 Alphabet 旗下的其他赌注(the Other Bets)又是多么的烧钱。烧钱就得节流。于是,新的Alphabet引入了新的CFO来给自己引入纪律和专注,他们的财报更加好看了。然而 Google 推出的大批 “登月计划”(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抗衰老医药科技公司 Calico、Google Glass、平流层网络气球,等等)部分却被关停,大批船长上演了出埃及记。现在已经有人把Larry Page比作为GE力挽狂澜的杰克·韦尔奇。但在推崇Google精神的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恭维。Alphabet越来越像一家传统的上市公司,它的那些登月计划还能实现吗?请看《彭博商业周刊》的揭秘。

今年早些时候,扎着马尾辫的科学家和科幻小说家Astro Teller发表了一次TED演讲。

这对于Teller来说是第一次,但对于他运营的这家研究实验室X,或者换个大家更熟悉名字的Google X来说并不是。这家实验室成为会议圈的常客已有多年历史。2011年,X的创始人Sebastian Thrun步入TED讲台,预测无人车将终结交通死亡事故。2013年,Google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佩戴着X的可穿戴计算机Google Glass公开露面,并提出这种佩戴在脸部的设备将成为智能手机自然的接班人。2015年,X无人车计划的技术负责人Chris Urmson提出,无人车应该完全不需要人监管。到2016年2月,轮到Teller登台了。

“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他带着自信的微笑开场:“登月工厂是一个乱糟糟的地方。”

这席(本来是褒扬X创新活力的)话却引发了部分华尔街人士,以及Google和X的母公司Alphabet的同感,他们越来越认为Teller的疯狂实验是在浪费钱。Google推销Glass花了大把的钱——发布的时候设备是由跳伞高手送过来的,但是此后产品却一落千丈,于2015年初退出了市场。无人车遭遇了挫折(setback),这不仅在显象上如此(出现了几单车祸),而且也有具象的意义(已经有若干顶级的Google工程师叛逃出去创立了自己的无人车公司)。总的来看,这些其他赌注(Other Bets),Alphabet用来贬指X等非Google部门的统称,在2015年就亏损了36亿美元,大概比上一年扩大了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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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接收Loon气球提供的互联网服务的天线

在TED上,Teller试图把X的失败表述为一项最终可导致突破性成功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他先是举了一小撮不成功的实验作为例子——机械化垂直农场,庞大的货运飞船,然后再谈到其中一项更有希望的努力,Project Loon。他说:“我们在尝试搭建一个由气球支撑的互联网。”

根据几位前Alphabet主管的说法,Loon一直都是Google创始人Brin和Larry Page钟爱的项目之一。他们说,项目的初步计划是把10万个气球送上平流层。这些有房子那么大的探空气球都配备了信号传送器。这个庞大的气球舰队,加上飞船、无人机以及地面的有线传输,将会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全球宽带网络,范围甚至比传统电信公司能提供的任何产品都要大。Teller在TED上面说:“这可以让多达40亿人可以上网。”与此同时,背后的屏幕上适时地播放着氦气球在白雪皑皑的群山上飘过的广角视频。他宣布公司的初步测试是成功的。“我们准备继续干。”观众于是鼓掌表示赞赏。

Teller的动人演讲发表完6个月后,Loon的Mike Cassidy从项目领导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大概在相同的时间内,无人车的工程主管Urmson,也离开了Alphabet,同样这么干的还有X无人机项目Project Wing的负责人David Vos。Vos的直接上司Sean Mullaney也离开了公司。除此以外,走人的还包括:电信部门的首席执行官Craig Barratt;投资机构GV的CEO Bill Maris;以及智能恒温器公司Nest的CEO Tony Fadell。Fadell还在领导Google Glass的重启(面向企业市场)。现在叫做Aura的这个项目也失去了设计和工程方面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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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at

对一直朝气蓬勃的Google的这次改组被称为是“Alphabetization(按字母排列)”,其架构师是新任的首席财务官Ruth Porat。Porat出生在英格兰,但是在Palo Alto长大的。在第一次网络泡沫期间,她领导了摩根斯坦利的技术投资银行部门,并且在美国财政部对房利美与房地美的紧急救助行动中担任了顾问。2010年,她成为了摩根斯坦利的CFO。2015年5月,Porat加入了Google,被授命给公司引入纪律和专注,对于一个现金如此充裕的公司来说,那两个东西从来都是不需要太多的。她不仅设定了严格的预算,据熟悉Alphabet运作的内幕人士透露,还要求其他赌注(Other Bets)开始为所使用的共享Google服务支付费用(内部结算)。那些耗时需要10年或以上、时间表模糊不清的项目,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在时间过半时展示实现盈利的路径。

在大多数大公司那里,这样的财务控制属于标准流程,而Alphabet的投资者对此是满意的。自从Porat加盟以来它的股价上涨了35%。在Other Bets内部,Porat的到来却一直惹人争议,甚至给自己赢得了一个不大光彩的绰号:Ruthless Ruth(无情的Ruth)。一位前Alphabet主管说:“她就是个职业杀手。”然后提到了CEO Page,“如果Larry对某个东西不兴奋的话,Ruth就会把它干掉。”

多达十几名的前Google高管都对她提出了质疑,这些人因为签署了保密协定的原因均要求匿名。他们认为这家公司现在在平衡创新和核心业务——搜索广告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在今年9月结束的上一个财年里,Google的广告业务占据了Alphabet收入的89%,为761亿美元。正如一位前高管所言:“没人希望面对这个现实,那就是这是家有一堆爱好的广告公司。”

2004年,Brin和Page在公司申请IPO时至投资者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Google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我们也不想变成那样的公司。”

那份题为“致Google股东的所有者手册”的文档是硅谷的传奇,它是一种在公司山景城总部被称为“Google精神”态度的缩影。在那封信中,Page和Brin指出。Google永远都不会把焦点放在短期利润上,而是会投资到员工福利上(注:今年Alphabet把传统上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的价值3000万美元的Chromebooks、手机等作为慈善给捐出去了),比如提供免费餐饮,鼓励员工把20%的工作时间花在自己选择的项目上等等。Page和Brin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设置,是的自己比其他股东拥有更多投票权,从而仍能控制着Alphabet。《所有者手册》指出,两位创始人有意投资到互联网搜索以外的很多业务线上。他们写道:“如果我们把小一点的赌注押到似乎非常不确定或甚至陌生的领域时,请不要感到吃惊。”

提款机与其他赌注

  • Google:搜索、Android、Gmail、地图、YouTube、Cloud、Pixel手机;

Google这台提款机的利润268亿美元,2016年9月30截止的营业利润

  • Nest:智能家居:恒温器、烟感器、安防摄像头

  • Verily:Google Glass,隐形眼镜

  • Access:提供Google Fiber宽带服务,现在在做无线互联网接入

  • X:登月工厂:互联网气球,投递无人机,无人车等

  • Sidewalk Labs:在纽约做Wi-Fi电话亭

  • Jigsaw:前CEO施密特负责的技术孵化器

  • DeepMind:人工智能软件,包括下围棋的AlphaGo

  • Calico:试图寻找长生不老的办法。

Google以外的其他赌注亏损38亿美元

让这一切变成可能当然是钱。这种古怪的、反主流的气质背后,是一项疯狂赢利的业务,有可能把整个行业都吞噬掉。传统广告公司要靠人口统计特征来定位受众,而Google的搜索广告却可以定向到已经对特定产品感兴趣的人。其引领潮流的按点击付费定价模式AdWords,意味着广告商只用为有效的广告付费。此举革新了媒体和广告业,给Google提供了似乎是源源不竭的收入流。Google人给这项业务起了个名字:“提款机”。在IPO的时候,Google每3个月就可以提走4亿美元。而最近一个季度,Alphabet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80亿美元,利润大概有50亿美元。

但Brin和Page对此从来都不是特别迷恋,反而是只有在做出尽可能多的雄心勃勃的技术努力时才会关注那项业务。一位前Google工程师回忆起1990年代时跟Page见面的情形。当时他问Page是不是对某个东西感兴趣,具体什么东西他还没说时,Page已经开始回答说:

“是的。我们对一切都很感兴趣。”

这些年来,Google的投机性赌注包括了对YouTube和Android的收购,并且涉足到软件、硬件、娱乐和电信领域。在2000年代中期,Page和Brin决定创建一个亚历山大式的数字图书馆,希望把所有的出版物都扫描完。如2007年的Google副总裁Marissa Mayer(现为Yahoo!CEO)对纽约客所言,这是该公司的第一次“登月行动”。

部分出于有意为之,部分由于2011年成为CEO的Page希望规避冲突,这些新业务演变成了封地。每一个都由一位鼓舞人心的主管统领,这个角色永远都有工程师担当,他会提出想法,赢得Page和Brin的支持,然后后者就会提供庞大的资源来让他们追求想法的实现。据一位早期员工回忆,在X几乎没有什么监管,以至于有一次CFO Patrick Pichette试图进入大楼未果而被挡在外面淋了个落汤鸡。Teller说这是Google自己的传闻,但并不否认访问X受到了严密控制。他说:“我可以肯定某人某个时候出现过证件的问题。”

这种企业碎片化有其合理之处。当时被称为是“自动业务单元”的编外项目,往往跟Google的广告合作伙伴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而且一家按照惯例组织的公司开展比如说像Google Fiber(家庭宽带)和Project Fi(无线运营商)这样的服务,同时又想试图说服大型电信公司将Google软件嵌入其设备似乎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这种碎片化制造了大量的重复。2016年,公司一度拥有两个音乐订阅服务:YouTube Red和Google Play Music;两家风投机构:GV和CapitalG;两个移动操作系统:Chrome OS和Android(注:其实Chrome是桌面操作系统出身);两个先进研究实验室:X 和 ATAP,后者是Page2014年在招募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主任Regina Dugan之后设立的(Dugan今年早些时候离开Google去了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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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的发电风筝Makani模型

前Google员工说,所有这些重复制造了紧张,部分是因为Page往往会忽略他不满意的员工。一位前主管说:“Larry冷藏某人的做法是尽可能让人不舒服。”Google前CEO Eric Schmidt以及Page导师兼董事会成员Bill Campbell帮助Page摆平这些冲突。但现为执行主席的Schmidt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替Google游说华盛顿上,而Campbell则病得很重(今年死于癌症)。

除了导致内部冲突外,缺少组织结构也使得Google的登月计划更难对外解释。许多前X员工指责,正是Google营销部门的热情过头才导致了对Google Glass的不友好。在当时掌管X的Brin鼓励下,Google与黛安・冯・芙丝汀宝进行合作,在2012年秋纽约时装周期间让天台模特佩戴Glass走秀。次年,Glass在《Vogue》上面占了12页的照片特写。但这种炒作反而加重了2013年Glass推出时大家的失望感。Glass此后一落千丈,得到了很糟糕的评价,并且导致了Glass早期采用者与诸如酒吧老主顾之间的身体冲突,因为后者对有一个微型摄像头对准自己感到不舒服。以至于“glasshole”这个词被收录进了硅谷词典里面。

在被问到是什么导致了Glass的失败时,Teller犹豫了一下子。经常长时间的停顿之后,他说:“我认为我们进行尝试是对的。从品牌角度来说,像Glass这样的东西是否应该归到Google旗下在当时还不是很清楚的。这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他指出,尽管Glass向公众营销的是这是Explorer Edition,但是许多人仍然假定这是最终产品。

Teller建立了过程来避免类似的崩盘,其中有一个正式流程要求有抱负的项目领导提供这些东西:包括可信的商业案例以及可行的产品原型,有了这些项目才能继续。Obi Felten说:“这就是一道原生汤,所有东西都在冒泡,但是却极其松散凌乱。”她的名片是这么写的:“让登月计划接地气的负责人。”(X这里的头衔也是极其的Google化)。X开始给在开支超出控制前干掉自己项目的主管发放奖金,并且至少终止了一个本已经获的放行的项目。那个内部代号叫做Tableau的项目已经得到了Brin的支持,本来是想开发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的。

随着X缩减开支,Page开始自己进入探索模式。从2014年开始,他把Google的日常事务管理职责交给了长期的产品主管Sundar Pichai,并组建了一支小型的内部智库。这个小组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听到这个小组风声的X员工开玩笑地把它叫做Google Y。Page的叫法是Javelin。Javelin团队会多方考虑各种想法,包括批量建造摩天大楼的计划,以及建立“智慧城市”的想法,后来这个想法变成了Sidewalk Labs,由前彭博资讯的CEO Dan Doctoroff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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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er

但据在Javelin工作的两个人的说法,Javelin的第二个目的是想彻底解决封地问题。其中一个人说,Page的想法是组建“一个Google联邦”。他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公司,这个公司有自己的预算、商业模式、自己的品牌,无论是计划和执行都可以独立于母公司Google。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2015年8月10日星期一的一个下午,Page发表了一封致投资者与公众的公开信。在心中他介绍了一家新的控股公司Alphabet。Google和其他赌注将成为自己新公司的子公司,每一家都有自己的CEO。他写道:“Alphabet是想通过有力的领导和独立来促进商业繁荣。整个要点在于Alphabet旗下公司应该具备独立性并且形成自己的品牌。”此外,Alphabet每季度还将独立汇报Google的收入情况,意味着投资者最终可以知道X和其他赌注的亏损究竟有多少,而Google这台提款机究竟又有多赚钱了。在信末,Page试图开个玩笑。他写道:“别担心,我们自己也还在适应这个名字!”

Alphabet的收益报告揭示了在Pichai的领导下的Google是如何的健康。过去一年除了广告业务有两位数的增长以外,Google还披露了一个新的有前途的个人助手来跟Amazon的Echo竞争,并且还充实了云服务部门。Dan Niles是持有Alphabet股票的投资管理机构AlphaOne Capital Partners的创始合伙人,他说:“更多信息对于投资者来说永远都是更好的,因为你讨厌投资到黑箱里面。”但Niles也补充说:“真正的关键是他们引进了Ruth Po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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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水制造而成的液体燃料。但是这种燃料生产过于昂贵,最后X取消了该项目。

几乎没人看到变化的到来。大多数资深高管是在那个早上发现的。在X担任“快速评估与疯狂科学主管”的Rich DeVaul说:“这真是极其令人震惊。”他帮助创办了Loon,到了2015年,他开始负责审查登月计划,这意味着他通过了Google自己绝密的背景调查。大部分时间他都跟Brin和Page讨论。尽管如此,他说:“我没想到他们会打算做这个。”

在其他赌注的很多地方,这一变化被视为是对Google精神的违背。比方说,2年前,Google花了32亿美元收购Nest,并把这项收购解释为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打算建立一个由Fadell领导的雄心勃勃的硬件部门。而Fadell这位前苹果工程师曾经是iPod之父。据接近Nest的两位人士说,公司原先承诺为产品研发提供广泛的行动自由,同时还答应未来5年提供每年可亏损高达5亿美元的宽松预算。今年6月,Fadell离开时告诉彭博新闻说,他在2015年末,也就是Alphabet成立后不久就开始考虑离开的事情。熟悉他想法的人说,Fadell指责Porat施加的预算限制束缚了Nest的手脚。另一位接近Nest的人士则质疑5亿美元这个数字。

Brin一开始热烈拥护的Google Fiber也成了削减成本的目标。这项服务赢得了可靠的评价,而它的CEO,前半导体创业家Craig Barratt,还掌管着被称为Access和Energy的5、6个其他Google项目。包括绿色能源发电,替家庭开发无线路由器的项目,以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铺设光缆的计划。一位前Google员工说:“Craig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像Buckminster Fuller那样的人,可以彻底改造世界。”

Alphabetization缩减了Barratt在Fiber的领地,他本来还打算搞扩张的,已经宣布了要把Google的互联网和有线电视引入10多座城市的计划。但是获批铺设光缆是件很费时的事情,而且挖孔埋缆也很费钱。前员工说Page对Fiber缺乏进展开始变得沮丧。一位Page的前顾问说:“Larry认为这东西的颠覆性根本就不够。铺设光缆没什么意思。”今年10月,公司宣布裁员130人并终止在8座城市的光缆网络扩容。当天Barratt就辞职了。

这些变化使得硅谷很多人指控Page屈服于投资者的压力——换句话说,他现在表现得像一位普通的上市公司的CEO了。KPCB的合伙人Randy Komisar说:“它看起来绝对像更传统的公司。这是典型的GE企业集团模式。” 并且拿Page与杰克·韦尔奇相比。后者正是以剥离研究部门并大幅削减成本而扭转了GE著称。在华尔街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恭维,但Komisar的本意绝对不是这个。Komisar把Porat关注开支视为积极进展,但补充说:“我只是希望Larry和Sergey不让财务纪律吞噬了创新。”

Alphabet拒绝安排Porat、Page或者Brin接受采访,但今年10月,在公司最近的一场财报电话会上面,Porat为Alphabet对待创新日益严苛的做法进行了辩护。她说:“我们在尝试登月计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路线修正。”她谈到了在某些业务领域“需要暂停一下,以便为更坚实的未来打好基础。”2016年第3季度,Alphabet在研发方面的开支达到了36亿美元——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比2015年同期的研发费用增加了11%。其他赌注亏损为8.65亿美元。对于任何Alphabet以外的公司来说,这已经算是对新业务的巨大支持了。

在X总部——这个地方也是Page和Brin的办公所在地,Teller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强调,Alphabet依然是工程师的天堂。Teller戴着几个耳环,套着两对橡皮筋,穿着旱冰鞋,衬衫上面是涡纹与格子的奇异组合图案,他描述了在纪律和自由之间要进行“微妙的平衡”,并质疑其他赌注遭受Porat审查的观点,并且否认他们正在失去动力。他说:“创新是鞭笞不出来的,但是你也不能放开手中的方向盘。”

对X的成本削减在很多情况下是必要的,他说,并以Google最近关闭机器人部门作为例子。代号Replicant,由Android之父Andy Rubin运营的这个部门包括了11家Google在2013年收购的公司。Teller在2014年末Rubin离开后接管了Replicant,并在随后解散了这一部门。他回忆起自己是这么告诉新员工的:“将来不再会有机器人部门。你得根据自己攻关的问题来定义自己。机器人是个工具,不是问题。”(Alphabet去年把Replicant最大的一块,开发两足及四足全地形机器人的Boston Dynamics拿出来打算卖掉,但是现在还没找到买家。)Teller还为X补充了一位全职的CFO Helen Riley,这名Google老兵在Alphabetization期间曾在Porat手下工作。Porat定期会与Teller会面,并且跟Page、Brin、Schmidt以及Alphabet的首席法务官David Drummond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决定某个登月计划是通过还是毙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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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无人机Project Wing的早期版本

Teller把椅子转到了面向白板的位置,然后抓起了一支记号笔:“我给你画一幅我们自己经常画的图。”他写下了“进展”,然后画了一条直线穿过这个词,然后在一个美元符号的上方把这个词再写了一遍。他说,关键是要追求付出有所值的创新。飞碟需要自己给自己付费。“如果你替我工作,最好明白这一点,”他说。

Loon项目还活着,现在是由卫星公司ViaSat的钱副总裁Tom Moore领导。Loon的联合创始人DeVaul说:“如果你想解决既伟大又艰巨的问题,我想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们更重视这些问题。”按照他的说法,Loon的进展已经非同寻常。在2011年加盟Google 2个月后,DeVaul就开始在距山景城以东几小时路程的加州中央山谷跟踪和回收氦气球了。不久之后,他又给气球增加了载荷,包裹进一个小型泡沫塑料组成的啤酒冷却器之内的一堆无线设备。包装的外侧写着:“无害科学实验,若发现请联络Paul。”备注还包括了一个带旧金山区号的电话号码。Paul就是Paul Acosta,Loon的6位工程师之一。

今天,Loon 的标签上面已经有了更加正式的语言,而且每一台设备上都多了十几个带不同国家代码的电话号码。据前员工说,这支团队的规模已经超过百人。目前这群人正在一个实验室性质的复合体工作,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暗房,用过的充气囊袋会在这里被切割掉,摊在20米长的看片台上拍成照片,由检查员其撕裂情况。在另一间房内,空中交通管制员正在监视了十几个在空中漂流的气球。

而就在门外的野餐区那里,X的工程师挑了一块烤豆腐,几米之遥,呼呼作响的无人机正在起降,而无人车则在一个停车场穿梭着。按Google总部的标准来看这里一切都没什么特别。Teller说:“如果我们正在致力于一个真正巨大的难题的话,它就能激励大家过来这里,也会激励着他们留下来。这是非常真切的。对Google来说这不是什么营销。所以这个地方才能出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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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来源: 36氪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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