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现金贷牌照管制，只会让更多人深受高利贷之害

本文来自微信公号“新金融功守道”（ID：techfinsight），文| 周天

从来没有一款互联网产品，遭受如此多的非议，却也让如此多的金融科技公司从亏损的泥淖中一跃而起，以惊人的盈利登陆资本市场。然而好景不长，如今监管向现金贷开刀，最主要的思路是限定利率，抑制资金供给和实施牌照管制。

靴子落地，一场剧变不可避免。企业们也迅速调整，近日，蚂蚁金服要求合作机构的现金贷产品年利率不得超过24%，受此影响，趣店宣布自11月30日起通过支付宝消费界面完成的所有交易最高年利率均不超过24%。掌众金服也宣布小额现金借款产品综合息费均降至年化36%以下。

除了降息，据新金融功守道从多方了解，资金供给在缩紧，全行业七八成以上的公司都在缩减业务量。

狂风暴雨已至，断臂自救正在这个行业上演，然而，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下来想想，现金贷真的是嗜血的恶魔吗？

提到现金贷，广大群众的认知就是高利贷，立刻就会想到白毛女和黄世仁的故事，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这种放贷方逼死穷人的故事在意识形态灌输中屡见不鲜，带着旧社会浓重印记的故事口耳相传，一直延续到如今的在线借贷时代都没变过。

一边倒地抨击嗜血现金贷的声音非常多，我希望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试图证明，现金贷公司有其合理意义，监管手起刀落很可能会错杀无辜，只会达到相反的效果。

我从学界的研究那有了新发现，关于民间借贷，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找到了清代1732一1895年间刑科题本中的近5千件命案记录，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借款人把放款人打死的案例远远比相反情形更多。

这和我们理解的贷款人逼死借款人的“普遍情况”大相径庭——陈志武的研究表明，在借贷纠纷引发的命案中，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为贷方的概率超过借方，而且利率越高，放贷方死亡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如此看来，放贷方怎么还成了弱势群体？

其实，陈志武用这个定量分析说明，一旦发生债务违约，贷方所承受的包括生命风险在内的违约成本是不对称地更高——放贷方为了赚利息，居然得冒着把小命搭上的风险，因为这种隐含风险的存在，放贷方的放款意愿会大大降低，除非用更高的利率刺激他们放贷—— 这就是高利贷的成因。

但是，由于人们习惯于把高利贷和“剥削”等同起来，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消灭高利贷的办法就是打倒放贷者，禁止民间金融。而被视为弱者的借款方，无论对错，无论是否因为赌博还是挥霍无度，只要无力还钱发生悲剧，就总能得到同情，无人问责。

然而，法律、道义越是想保护交易中的某一方，越是会增加另一方的交易契约执行成本，从而抬高利率，最终损害了交易双方的利益。

Timur&Rubin (2014) 通过对1601—1750年间土耳其借贷交易的研究发现，越是受到伊斯兰法庭保护的男人、穆斯林教徒、社会精英在借钱时要比 女人、基督教徒、普通大众多支付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利息。

越是受法律偏爱的群体，人们越不敢把钱借给他们（因为惹不起呀），除非这个人群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成本，才能提升放贷方的放贷意愿。

因此，强化对“高利贷剥削”的道义批判、贬低放贷者，不仅没能消除高利率，反而加剧了高利率————因为这会打击放贷的意愿，减少资金供给。这样一来，利率只会更加升高。

问题来了，为什么高利率无法消除？别忘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只有放贷方单方面漫天要价是没用的，从根本上看，是因为人们对资金的需求没有消除，只要需求旺盛，再贵的资金，也有人要。这个道理很容易弄懂。

那么，到底怎么样才会降低利率呢？实施牌照管制？

非也。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牌照管制的本质就是限制供给，遗憾的是，这无助于压低价格。只需看看北京的房价，政府用尽一切努力去压抑购房需求，可是房价仍然年年涨。

房价飙涨，根本原因是土地供给急剧减少——北京市的商品住宅计划供地从2011年的1220公顷，逐年缩减至2017年的260公顷。而时至今日，北京市郊的开发程度仍然较低，建成区密度远远小于世界其他大都市，北三环内侧还有大片农田。

既然缩减供给不能，那什么才能压低资金价格（利率）？相对过剩的供给所带来的竞争，能做到。这里，我举零售行业的例子来说明。

零售数据分析公司Market Track分析了沃尔玛和亚马逊11个类别213种产品的售价，在截至2016年11月7日的350天里，沃尔玛商品的网络售价平均比亚马逊高出3%。而到了2017年的同一时间，其平均售价仅比亚马逊的高出0.3%————其实，沃尔玛体内并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是竞争带来的结果。

联想到近来幼儿园的放肆，本质其实还是缺乏竞争——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开办幼儿园的核心能力不是师资力量，而是拿地能力，更别提要搞定多少或明或暗的审批了。有关系的畅通无阻，没关系的寸步难行，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牌照制度，压抑了竞争，压抑了供给。

红黄蓝股价反弹，根本原因是，供需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帝都2016年的新生儿达到28万，而幼儿园供给的学位可能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不能满足，2010年提出的新建200所公立幼儿园，到如今也没有完成指标。基于这样的供需情况，你再痛恨红黄蓝，一样还是乖乖把小孩送进去，他的股票照样不会跌。

这个道理，放在以小额短周期为主的次级信贷市场也是如此。一向重视对公，忽视零售的传统金融体系，让数亿低收入人群从来没有获得金融服务，正是中国金融体制由来已久的金融压抑，才给一批新金融公司做大的机会。

所以，要从根源上抑制高利贷，监管部门要做的，不是用牌照制度来压抑资金供给，不是用限制发行ABS的方式来卡住现金贷公司的资金源头，而恰恰是要增加各个层面的供给。

文章写到这里，我可能要说出一个所有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对于一个渴求资金的你来说，无论你多么讨厌趣店们，你却只能期待更多乐信、趣店、拍拍贷和掌众们存活着，方能减轻你的痛苦。

否则，当这些价格相对透明、放款便捷、手段相对温和的公司被赶尽杀绝了，你只能重新回到线下去找金链子大哥借钱，这就跟线上化的滴滴被打压后，线下黑车再度猖獗是一个道理，而到了线下，那就是一片更加黑暗野蛮的丛林社会了。

这时候，有人要问，基于这个行业普遍的多头借贷现象，如果不加限制，出了系统性风险咋办？

我引用资深投行人士张化桥的话来作答：

“这个行业占整个金融体系的比重不到1%。跟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导致的排山倒海的坏帐相比，太渺小了。我觉得，说他们导致了系統性风险是抬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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