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车不应全盘否定，但是平台如何真正做到“不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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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36氪特约评论员 谈婧（风险投资人，前Uber优步中国战略运营联席主席。）

顺风车不应全盘否定，症结在于管理和监管细节

顺风车是共享出行的形态之一，滴滴扮演了平台的角色，连接顺风车主和乘客，这是一种具有真实需求、具备商业模式的形态。最近接连发生的问题，主要源于平台的管理和监管没有跟上。

1.平台的引导没有把握好“度”

作为一家快速成长的新企业，滴滴在过去几年取得业绩和融资的指数型增长，但很多管理的细节没有做到位。

广受诟病的网约车社交功能在国外并非没有，在国外的网约车平台，也有乘客与司机互相打标签的功能，但是，国外的标签多与兴趣爱好相关，比如音乐、美食、内饰等等，为了保护乘客隐私，部分平台让乘客看到司机的爱好标签，但是司机看不到乘客的，这些平台在产品设计上对于司机与乘客交互行为进行了正向引导，而平台不同的引导，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基于网约车平台多年对乘客的理解、运营经验的积累，反复迭代的结果，不是一蹴而就，也不能“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顺风车是否应当取缔、顺风车的社交功能是否错误，这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要掌握好”度“。一关了事固然容易，但是，没有了网约车平台，顺风车也依然在线下存在，没有了数据化和网联化的平台，线下安全问题将更难被发现和管控，线下匹配也更加低效。这并非没有解决方式，而是需要平台提高水平和用心。

黑和白都不难，难在”度“，功夫也在于“度”。

2.作为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网约车平台与监管机构之间的责任边界不清晰、监管不完善

出租车属于公共服务行业，历史以来一直以政府发放牌照、公私联营的形态运行，网约车这一新生事物，杂糅了商业企业、社会企业、政策制定者的多重身份，尚未形成完善的监管：

一方面，网约车的共享模式，令平台取代公司成为运营主体，令社会车辆取代牌照车辆成为运力，平台与监管之前的界限，一直不够明确。平台的角色是经营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司机是不是平台的员工，这些的边界和责任认定目前都很模糊，法律地位的模糊带来监管的无力。传统的交通以城市属地为监管辖区，面对全国性的出行平台难以实施统一、高效的监管，目前200多个实施网约车新政的城市，各自政策都不同，属地单元的错配，影响了平台与监管的协同。

顺风车，也称为私人小客车合乘，在2016年七部委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对合乘并未做详细规范，附则第三十八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而各地对顺风车的管理也不甚相同，大部分城市对于顺风车没有特别的管理条规， “滴滴顺风车”这一实为道路运输经营行为的监管处于真空地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有205个城市出台了网约车管理细则，但只有三十多个城市出台了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细则。

另一方面，针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缺乏技术手段。现有的监管技术手段无法对平台进行动态的、分布式的、主动的监管，依赖传统的手段，也无法对互联网平台及其连接的海量社群进行监管。在此背景之下，‘RegTech’，即监管科技，目前已成为国内外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区块链等技术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也有望解决这个问题。

平台将是基础设施，呼吁平台“不作恶”

五年前，人们谈论起谷歌（Google）的价值观“不作恶”，懵懵懂懂。五年后的今天，当面对平台给我们带来的诸多道德问题和安全问题的时候，人们才彻底明白了这句“不作恶”的重大意义。

共享经济是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渗透到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所产生的业态，是继社交、电商之后出现的第三大主流平台商业模式，诞生了Uber、Airbnb、WeWork、摩拜单车等独角兽，影响数十亿用户。未来，新的平台还将出现，越来越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将发生在少数巨量的平台上。与此同时，互联网“赢家通吃”的属性，也渗透到传统行业，出现一家独大的垄断现象。平台力量将越来越强大，几乎所有重要信息都会成为平台的数据，平台的规则将主导甚至决定每一个参与者的行为。

平台会利用优势对用户形成信息垄断和价值垄断。比如，今天，你已经不能选择你使用什么应用程序（App），当你支付了100元钱给共享知识平台“得到”上的一位商业教授的时候，苹果应用商店会扣下其中的一部分，而对此，你毫无选择；当支付宝要求你点击同意自己的信息被支付宝及其关联第三方使用的时候，对此，你也毫无选择。

而互联网的特殊属性，带来的是基于信息化的垄断，这比传统的基于物理基础设施的垄断（如电网、石油等）更为隐蔽、更为危险。

比如今日头条、趣头条等千人千面推送，根据机器算法不断推荐用户已经看过的信息，即便是低俗、缺乏营养、谬误的信息，也不加以干预。

又比如，滴滴、携程等平台，具备了“杀熟”的能力，能够根据用户对价格的敏感度展示出不同人不同定价，如果平台选择“杀熟”，则用户很难感知到自己比别人支付了更高的价格，而在平台化以前，通过路面扬招、统一计价器的方式时，这一“杀熟”的行为是很难做到的。而是否选择“杀熟”，就考验了平台在自身盈利与社会影响之间的选择。

再者，有一类平台聚合了众多原本分散的市场，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把人群置于一个较大的系统风险之下，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发生，将不限于一个餐饮店，而将影响一整个平台，更广大的群体被置于风险之下。

平台的力量和危险性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士的关注，索罗斯在瑞士达沃斯论坛表达了对平台垄断的担忧和监管的必要性。他表示：“脸书和谷歌惊人的利润也主要得益于它们对平台上的内容既不承担责任，也不支付费用。它们声称自己仅仅是内容的传播者。但是近乎垄断的地位也使它们成为公用事业一样的实体，从而应该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以便维护市场竞争、创新以及公平和公开参与性。”

正如索罗斯所说，一方面，监管能够解决一部分平台的垄断问题，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平衡平台的盈利诉求；另一方面可能更加重要，那就是创始人的发心，它决定了每一个算法和策略的走向，决定了平台社群的利益和幸福。

在此时此刻，是时候开始这个有意义的讨论：平台的管制应当交给良知还是交给技术。对平台的良知探讨，宜早不宜迟。

互联网和科技赋予平台前所未有的垄断地位和信息优势，这一力量在未来将越变越强大。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权力，希望平台永远保持善良的发心。

因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作者系前Uber优步中国战略运营联席主席，您也可以点击查看作者的过往文章